摘要：“原来长白山东南有一大野，名叫鄂谟辉，野中有一村落，约数十百家，这数十百家内，只分三姓，习性强悍，专喜械斗，因此自相残杀，连岁不休。”——蔡东藩 《清史演义》第一回公元1911年6月，大清王朝即将灭亡！此时，远离帝国心脏的莆田松坂村，老百姓...
“原来长白山东南有一大野，名叫鄂谟辉，野中有一村落，约数十百家，这数十百家内，只分三姓，习性强悍，专喜械斗，因此自相残杀，连岁不休。”——蔡东藩 《清史演义》第一回
公元1911年6月，大清王朝即将灭亡！此时，远离帝国心脏的莆田松坂村，老百姓的日子并没有太大的改变。6月的某一天，松坂村发生了一起盗窃案。村里一户萧姓人家丢失大量财物，（萧姓）村民们一起帮忙缉盗追赃。
人多力量大，大家在追捕盗贼的过程中，发现村里一户刘姓村民的家里有一个来自北高镇冲沁村的陌生人。古代的中国村落，大家互相熟识，每个人的为人都被熟知。虽然无凭无据，但是大家不约而同认为“小偷”就是这个“陌生人”。
“陌生人”藏在刘姓村民家中，“萧姓”村民们一口咬定刘姓村民庇护“盗贼”，肯定是有所企图，要求刘姓村民必须将“盗贼”交出。刘姓村民百口难辩，但又不能贸然“交人”。因为一旦“交人”，就承认了“盗窃”行为。争执逐渐升级，两大姓村民逐渐形成对峙局面，剑拔弩张，随时可能爆发武力冲突。
当时的松坂村共有三大姓：萧、刘、柯。萧姓属于乌旗派，刘、柯属于白旗派，两派之间势均力敌，无事时和睦相处，有事时水火不容。
莆田地区宗族发展的早期，各个宗族之间会结成类似联盟的关系，这种宗族联盟称为“七境”，一境相当于一个宗族的势力范围，七境联盟内部可能不止七个宗族范围，但统一称为七境。清朝中后期，七境又分化重组，变为了乌旗和白旗。凡是宗祠挂黑色旗帜的宗族属于乌旗，挂白色旗帜的属于白旗。
萧姓与刘、柯两姓世代不睦，经年累月恩怨不断，械斗不止，官府民众都见怪不怪了。萧姓与刘、柯两姓族人在激烈的争吵中发生肢体冲突，很快升级为武力械斗。场面混乱，暴力而血腥，一场打斗下来，萧姓族人有人被打死，刘姓族人有人家里的果树被砍倒。此时，大家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在“盗贼”身上，而是转移到了“械斗”的输赢上。
简单普及一下宗族的知识，宗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，文明社会初期，面对严酷的自然及社会环境，生产力低下，原始人类为了生存，只能报团取暖，逐渐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。
后来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宗族的发展壮大不再单纯地以“生存”为目的，而是掺杂着其他的利益诉求。春秋战国以后，一个宗族所包含的人口往往可达几千；魏、晋、隋、唐时，个别豪门大姓甚至有上万人，比如，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、韩氏、魏氏、智氏、范氏、中行氏六家。
豪门大姓宗族往往又包含很多的家族，各种势力盘根错节，利益关系错综复杂。但是宗族面对外部威胁时，往往又会非常团结，封建时代，宗族家规对族人的约束力能超越朝廷的法令，甚至可以左右个人的生命，如“浸猪笼”。
宗族家规的制定者或者叫“话语者”都是哪些人呢？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人或者权势较大的家族，而具有一定功名或者担任过朝廷官职的族人则是宗族“德高望重”的主要群体。眼看械斗将会造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，村里的一些老者就想到请德高望重的江春霖出面调停。
江春霖(1855--1918)，字仲默，一字仲然，号杏村，晚号梅洋山人，福建莆田人，光绪二十年(公元1894年)进士，历任翰林院检讨、武英殿纂修、国史馆协修，官至新疆道，兼署辽沈、河南、四川、江南道监察御史。访察吏治，不避权贵。
前后六年，封奏六十多起，与庆亲王、袁世凯、徐世昌、孙宝琦等权贵抗争，声震朝野。宣统二年(1910)被罢官归里。
江春霖归隐后，便成了有名望的乡绅，备受当地人尊重。大家对他的“调停”寄予厚望，俗话说：“清官难断家务事。”江春霖的调停意见更像是“和稀泥”：萧姓族人先赔偿刘姓族人的果树，然后刘姓族人和柯姓族人必须给萧姓族人（死人）一个合理的交代。
江春霖的方案从理性上分析是没有问题的，遵循着“先易后难”的原则，希望有人能先让一步，缓和一下紧张的氛围，大家才能更好地坐下来“讲和”，化解矛盾。
然而，江春霖的身份既是“乡绅”，又是刘姓族人的“姻亲”，也就是说江春霖至亲与刘姓族人存在着联姻关系。另外，江春霖的调解方案中，“人命”居然没有“果树”的优先级别高，双重因素导致萧姓族人对江春霖的调解方案非常不满。
双方将官司打到知县易简那里，萧姓族人在诉状里顺带将江春霖也告了。知县易简是一个圆滑的官僚，接到诉状后，他左右为难，按大清律，人命官司不能不理，但是他又不愿意得罪江春霖。深思熟虑之后，他采取了一个办法：拖。
即使萧姓族人搬出本族的举人萧浚控诉江春霖，易简也置之不理。“拖”让易简清静了，但是两大宗族之间的矛盾却日渐升温，既然没处说理，那就诉诸武力。两大宗族之间的械斗光明正大展开，时间竟然长达半年，之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民携带致命性武器日夜打斗。
械斗的过程中，先后有27人被打死，仇恨不断加深。双方为了泄愤，竟然酷刑折磨俘获者，有的人被大卸八块，凌迟处死，尸体遭肢解，死无全尸，场面血腥，手段残忍，难以想象！令人不禁想起了三国时期诗人曹植《七步诗》中的名句：“本自同根生， 相煎何太急。”
两大宗族械斗的残忍手段连附近村庄的人都看不下去了，为了制止他们无休无止地械斗，附近村庄的宗族族长号召本族人捐款捐物，然后出面进行调停，械斗中的伤亡者得到优厚的抚恤后，两大宗族终于坐下来进行和谈。这场械斗才终于得到平息。
这场械斗是两败俱伤，没有最终的赢家。中国械斗产生的原因很复杂，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古代社会是人治，不是法治。如果在法律健全的法治社会，执法者能够公正廉洁执法，可以断言：械斗绝对不会频繁发生，甚至销声匿迹。
以暴制暴，仇恨将会绵延不断！武力不是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，相比而言，完善的法律制度才是治本之策。
